在《半月选读》上看到，有位来中国教学的南非老师临走时说：中国的孩子“最聪明最好教”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同样一个问题，在16个国家中，中国孩子的回答最标准。这是道并不陌生的智力测验题：树上有10只鸟，开枪打死1只，还剩几只？别国的孩子思考这道题时，假设了各种各样令人始料不及的情况，比如：树上有没有待在笼子里的鸟、鸟中是否有聋子、有没有残疾或饿得飞不动的、有没有傻得不怕死的、有没有怀孕的、鸟死后是否挂在树上等等，甚至有人质疑该不该打鸟、法律是否允许等，真是五花八门，害得老师也招架不住。而中国的孩子瞬间就找到了“最正确、最标准”的答案：一只也没有了。那位南非老师说，同样一个问题，其他国家的孩子得耗上一节课的时间来讨论，而中国孩子只需3秒钟就解决了，所以，中国的孩子“最聪明最好教”。

南非老师的问题轻松解决了，可每个清醒的中国人心头都不会感到轻松自在吧。外国的孩子“不好教”，是因为他们善于思考、想象，敢于发表不同见解，有主见，有创见；而中国孩子“最好教”的背后，不也预示着思维的狭隘、雷同，毫无主见与创新意识吗？中国孩子的回答如此快捷、如此相似，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，这与同一道机器程序上生产出来的成千上万的产品又有何区别呢？是什么束缚了孩子的思维和想象力？在这“最好教”的背后，我们牺牲的是怎样宝贵的东西？更可悲的是，我们很多人还在为此而沾沾自喜。

近来，我又读了一篇名为《好课看什么》的文章。文中，华东师范大学孔企平教授说，一堂课是不是好课，既要看结果，又要看过程。看过程既可以从教师教的角度看，也可以从学生学的角度看。从学生的角度看，首先看学生是否参与了、投入了，是不是兴奋、喜欢，其次要看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思考过程。

孔企平教授说，他曾听过一堂课。课堂上，教师把一道思考题一分为二，中间加一个问句，变成两道基本题。首先，他在小黑板上出示第一道基本题，把数量关系讲一讲后，让学生模仿着做两道题；接着，出示第二道基本题，再将数量关系一归纳后，再让学生模仿着做两道题；最后，将中间问句拿掉，两道题合起来出示给学生。结果，大部分学生都会做，这位老师很得意。但是，如果我们关注思考过程的话，这节课是没有达到要求的，因为本来这道题是让学生自己思考、探索的，但是现在变成了纯粹的记忆、模仿的过程，思考的空间小了很多。想想很多时候，我们为了教学的“顺畅”，为了答案的“准确一致”，不也是这样有意无意地“包办代替”吗？这在无形中缩小了孩子思考的空间，剥夺了孩子思考的权利。

苏霍姆林斯基说，思维就像一株花，它是逐渐地积累生命的汁液的，只要我们用这种汁液浇灌它的根，让它受到阳光的照射，它的花朵就会绽开。笛卡尔说，我思故我在。可现实中，我们更多时候只在意学生记住了多少、背熟了多少，因为这关系到“考试成绩”。有高中生称自己进了“考试地狱”，湖北省十四岁“神童女孩”因“太累”而跳水自尽，更有甚者，本该天真的孩子却把血淋淋的刀子刺向了恩重如山的母亲和老师！难怪某知名教授也大声疾呼：“越来越严重的应试教育压得青少年喘不过气来，不解决这个，创造力很难发展！”

未来世界的竞争，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，是创新型人才的竞争。只有创新，才能推动国家与社会的快速发展。但愿我们教育工作者在以后的日子里，哪怕是在“应试”的高压之下，也千万别忘了：尽可能多地给予孩子思考的自由空间，让他们思维的花朵灿烂绽放；尽最大可能地培养孩子的创新能力，尊重孩子的个性发展，唤醒“问题意识”，鼓励“奇思妙想”，容忍“胡思乱想”，欣赏“异想天开”，让孩子的心灵卸下沉重的包袱，快乐地放飞想象的翅膀。我们期盼听到的不是“中国的孩子最好教”，而是“中国的孩子最会想”。好问、善思、敢于探索、乐于探究，这才是智慧之芽的萌发，创造之门的开启。